《澳门文献​​情报学刊》共24、25期，邓俊杰主编

澳门文献情报学会出版两期该杂志2019年12月和2020年6月两期

我同时收到两期，都是邓俊杰老师的礼物，两期都包含我的文章喜欢读书。 。比如，第二十四期有王传龙写的《古籍登记中的“破解连接法”》。文章谈到，目前我国各大图书馆在登记线装古籍版本时，版本项目的描述主要以封面、品牌名称、序跋、馆号、印章等为主。如果缺少这些项目，他们会花时间检查其他项目。版本，验证方法主要是比较上述出版物存在的版本。王传龙指出了这种记录方式的弊端，并列举了乾隆三十七年叶氏海鲁轩红墨《文选》至少十几本重印的问题。吉古格等出版的《十七史》重印版也有“吉古格”和“毛原版”字样。

传统的版本鉴定，除了上述依据外，主要是基于字体、名篆、纸张的综合考虑。本文指出了每种识别方法的缺点。随后他提出了自己发明的“裂纹连接法”，称这种鉴定方法是受到甲骨文鉴定的影响。当时郭沫若、董作斌等人的经典甲骨文是根据甲骨文中的地名、干支、人物来描述的。同一类型的甲骨，大致是同一时期的产物，或同一地点出土的。

王传龙认为，中国线装古籍绝大多数都是雕刻版画，版材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出现裂纹。按照印刷时间的顺序，印刷越早，裂纹就越少，而裂纹是雕刻品本身的物理特征。 “任何具有相同破解的版本都必须来自同一来源。”即使是初印版，虽然没有裂纹，但也会出现柱线小间隙、个别字形缺笔等情况，也可以采用裂纹连接法。

事实上，在识别版本的过程中，这种方法早已被业界所采用。过去，这种方法被用来识别是否线装书是活字书。还是刻版，因为前者不存在板裂的问题，而两者则利用板裂来识别某本书属于某个版本，但这种识别方法大多停留在经典中。在总结经验方面，整理一下，写下来，王传龙老师的这篇文章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第二十四期还有胡善冰所著的《民国诗人乔大壮书信六通柬解》 。文章首先介绍了乔大壮的生平。以前我主要关注他在篆刻方面的成就，因为他的篆刻很受市场追捧。读完这篇文章，我们注意到乔大壮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密切合作，同时高步英于1935年受邀受徐悲鸿主编，任中央大学艺术系兼职教授。 1940年受吴树潭聘用，调入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讲授诗词专题。后来，他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1947年受卢志宏招收，到该校任中文系教授。次年，系主任徐守昌不幸遇刺。乔大壮接任，成为台大中文系第二任主任。

胡善兵是一个有思想的人。第二十五期发表了他的文章《民国诗人乔大壮自杀原因的揭露》。文章提到，1948年5月，乔大壮何借口探亲从台北返回南京。住了一个f后这几天，他去了上海，住在女儿乔无江家里。这期间，乔大壮查了邮件，希望能收到台大新学期的聘书。但由于多种原因，学校并未发出大部分教师的聘书。几天后，乔大壮只身前往苏州，入住苏州太古酒店，写下遗书。 ，送至乔无江，后沉没于苏州平门外外梅村桥下。

胡善兵说，民国成立后，20世纪上半叶自杀的学者并不多。其间，王国维沉入昆明湖，乔大壮沉入梅村桥下的京城。给人一种“世代同悲”的感觉。文章引用向达的《论乔大壮查生死》台大中文系的irman”。本文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分为两类。对于前者，文章写道：

当旧时新时代交替之时，最彷徨、最郁闷的大概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了。犹豫不决，不知所措。所以意志薄弱的人会在醉酒中度过一生，而意志坚强的人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比如王静安先生就属于

对于后者，本文指出：

还有一个群体也对旧的。但他既没有改进旧的力量，也没有接受新的勇气，所以他总是生活在矛盾之中。不幸的是，在这条彷徨的路上，我受到一些轻微的刺激，我无法调和这个矛盾，良心还算完好。这时我别无选择，只能干脆结束这种无助的生活。

向达继续说道：“乔大壮的死也可以归为这一类。”乔大壮为何自杀？胡善兵总结之前的观点，认为其自杀的主要原因有“猝死哀说”、“未向台大聘书说”、“两个儿子被杀说”等。脱离国共两党参加内战”、“罪责论”等等，但他认为研究者忽略了一个问题：1948年初，乔大壮从台湾回到大陆后，留下来和一个学生在南京待了几天，那个学生似乎不太体贴乔大壮。这或许就是乔大壮来的原因怀揣着永远不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随后文章援引曾克桢的话说，指出这名学生就是姜伟松。随后，胡善兵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分析。他相信姜维松其实就是乔大壮，对自己的弟子非常尊重，为何会有这样的猜测？显然还有另一个原因。胡善冰的讲解让我了解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些状况。

叶先云的文章《古籍收藏史上的藏书》讲的是历代藏书家不仅藏书，而且以“藏书”为名的奇怪现象。文章提到，苏轼首先用这种方式称呼他，在他第二次担任杭州刺史时，给钱赫题了“钱氏藏书”的称号。随后他谈到了阮元创办的灵隐藏书楼和焦山藏书楼。瑟尔e是惠州枫湖藏书馆。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但安亭藏书馆我还没有去过。正是这篇文章的提醒，让我有了新的参观目标。

“吴《亦风书学九异稿注》，吴亦风（清）撰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第一版首次印刷

这是主编施润民先生赠送的礼物。全书共16页，分上下两页。该书共558页，售价仅为148元。在书价飞涨的今天，这个价格已经足够实惠了。然而，这样的专业书籍不可能大量印刷。成本如何降到如此低的水平？确实有必要 各方面都已经c

这本书虽然是黑白印刷的，但由于修改时没有去掉底部，所以保留了很多版本信息，最有利于版本识别。唯一的小缺陷是，扫描时每个包装页上都没有白纸，所以结果中，透过纸张的背面可以看到另一页上的倒置字样。

关于吴易峰，我以前很关注他的藏书成就。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苏州找图书馆时，在蒋成波先生的带领下，看到了吴亦枫故居的遗址。当时我看到的是，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社区，但入口处却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牌坊，巷子的侧壁上还裸露着一根拴马的柱子。江先生说，这是吴家的旧物。赛马柱的柱顶上雕刻着一只小狮子。已经被包围了三面都是水泥，所以正面呈现出小狮子奋力挣扎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

本书前面有《吴亦风与九辨》 《汉字研究》王友民着。文章首先介绍了吴一峰的生平，提到吴一峰出身贫寒，却沉迷于书本。 14 18岁之前，他已经积攒了满满一柜子的书。然而，吴中发生饥荒，他不得不卖书换米。后来，他开始收集书籍，18岁时，一名小偷将所有书籍偷走了。后来，吴一峰到陶家当家庭教师。有了一点闲钱，她开始广泛收藏、抄写书籍，藏书达到12000多册。乾隆五十二年，吴一峰出游，将自己的藏书托付给朋友保管。然而，这个委托并不好。在他旅行的第四年s，这些书陆续被卖掉。归来时，藏书已万卷。这时的吴一峰表现出了藏书家的毅力，8岁开始第四次藏书，经过努力，现在已经拥有了相当可观的藏书。这种经历令人钦佩。

没想到吴亦风除了藏书诗词之外，还学习书法。虽然他在《训志堂杂钞》中曾提到他写过《汉字八辨》一书，但没有出版传世，所以后人认为该书已经失传。几年前，王友民先生正在写硕士论文，偶然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看到了手稿。他把这一发现写在《吴以风研究——钱、吉、苏学界考察》一书中。让人们知道手稿的存在t。

不过，图书馆却将《汉字学九变变》录成了钞票版。王友民发现这本书的字迹与他见过的其他吴文手稿相似，因此怀疑这是手稿，但他没有证实。几年前，曹大提的旧藏曾出现在拍卖行。其中有吴一峰抄写的一本《江云楼书目》。因为我想得到这本书，所以我仔细阅读了书中的每一个细节。其字迹与吴亦风一模一样。亦风的《汉字九览》一模一样，所以以我拙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汉字九览》确实是吴亦风的手稿。如今手稿已被复印出版，为鉴定吴亦峰笔迹提供了额外的依据。

《邹城古诗选》，张雁翎选注

江西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书为学会副会长詹斌先生赠送。这是一本小型 32 克拉精装书，采用裸书脊设计和外部垂直插入。带盖，内页易于阅读且平放。书中附有张雁翎先生手书《孟子》影印本。精选。

本书没有序言。书的前面有一篇“标记序言”。作者提到，20世纪80年代，他应县史办主任的邀请，编选了一本书。本诗文注选了邹城人的创作和外地人写的有关邹城的作品。这本书是山雀主持《朱楼故里、孔孟故里——历代名家诗文选》。作者还说这个标题很蠢。感觉很愚蠢。

三十年后，作者觉得当时出版的书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于是编辑了这本书，并对选诗作了注释。 。作者提到，他不遗余力地引用典故，无论是明用、暗用还是改造，他都必须一一注释，才能找到原始出处。然而，这种方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作者还提到，一些重要的诗文，因为找不到某句话的出处，不得不无奈丢弃。他引用了金云鹏生日贺词中的一句话：“千户三百户，无极‘齐国国号’，作者说：

我认为齐国的正式名称是无极，不过是个短命的k并在他上台后不久就被杀害。此示例不适合生日庆祝活动。有一个“好人”，名叫无忌，魏信陵君，但他的故事发生在秦赵魏三个国家，与齐国没有交集。这两个绊脚石都与齐国有关。于是我又重读了《史记》中的“齐太公世家”和“田敬中万世家”，《国语》中的“齐舆”和《战国策》中的“齐策”。如果找不到，我又浏览了一下《燕子春秋》。本以为不会是典故南北朝，但还是浏览了《齐书》《北齐书》。

为了一句话，查了那么多原文，还是一无所获。不过，作者觉得本文提到的历史人物非常重要，所以并没有丢弃。相反，他在注释中实话实说，他没有找到原文，所以只能“品质优良”。这种不知道的态度是最令人敬佩​​的。我在写一些书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在接受和放弃之间不断挣扎。现在读到张老师的这段话，却给了我启发：一些我看不懂的典故，如果真的找不到出处的话，在文中也绕不过去，最好只做这个解释。这样既能保证稿件的完整性，又能避免强行解释的尴尬。

翻阅这本书的文字，我几乎找不到熟悉的诗词，但我确实看到了王安石的《孤塘》。记得初中的时候，我最喜欢这首诗里的那句“天坚不屈，地卑微”。现在马牙已经长长了，感觉“根日渐壮，日照叶渐深”。千里之味。

W我对邹城的了解是，它是亚圣孟子的故乡。书中还收录了顾炎武的《访孟》等许多歌颂孟子的诗篇。十几年来，我曾两次到过邹城，两次参拜孟府、孟庙、孟林。书中有很多与它们有关的文献。如果这些诗文不是张雁翎先生收集并注释的，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的，比如本书第一章《西竹草》，就选自《孔从子》。是孔子写的，虽然作者认为“疑似虚假”，但仍被选入本书。这首诗的前几句是：

周之道衰，礼乐迟。

文武既已沦陷，何以还？

孔子’此言论主要见于《论语》乌修斯。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诗。但这首诗太直白了。虽然不像大师所做的那样，但它的名字却足以让人浮想联翩。我不知道詹斌校长为什么要送我这本书。也许他想让我回顾一下《唱雅生》的作品。

《常熟图书馆》编委会编着的《常熟图书馆》第61卷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12月第一版首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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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主编南江涛先生的礼物。去年的一天，南先生在微信上告诉我，常熟要出版一本图书馆，里面有与常熟有关的珍贵史料。他从其他文章中得知我有一本明代版的《杭州》。 《四川文集》，且此书为唯一本，封面有翁同和墨迹，故希望收录本书藏于“常熟市图书馆”。

十多年前，市场上出现了一批翁同和的旧藏，这件就是其中之一。翁同和在书的封面上写道：“宗族始祖盛于公从海外而来，子孙保护他。光绪壬辰十二月，同和进贡。”可见，翁相国得到这本书并不容易。由此，我还得知，该书的作者翁迎祥就是翁同和的始祖。 《杭川集》虽然只有两卷，但有一本附带的《武夷山游记》，没有记载，所以读这本书我很高兴。把它带回家。常熟是藏书之乡。当地朋友也很多。许多人提到他们对这本书感兴趣。于是，他们趁着《常熟图书馆》编撰的机会，把全书扫描了一遍，发给了编辑南江涛。。该书出版后，南老师将这本书作为样书赠送。

谈到《常熟图书馆》的价值及其编撰渊源，戴乙先生首先引用了彝人李杰的序言，弘治版《常熟县志》中“总序”：

姑苏为南都辅县，常熟亦属市。依托虞山为城，环江海为池，是东吴的要冲。其土质肥沃，田野平坦，物产繁盛，稻米、布、鱼、盐、瓜果、蔬菜等物产丰富，水陆奇珍。所以，那些把国家的禀赋提供给人民的人，就绰绰有余了，而不会去投入对外援助。

这段话描述了常熟向东南的胜利，因此戴祎认为：“姑苏是南都辅郡，常熟是所以一座城市。依玉山而建城。四周江海环绕，视为池塘，其实是东吴的要害所在。其土质肥沃，田地平坦，物产繁盛，有粳米、布、鱼、盐、蔬菜、水果等。它们是稀有的土地和水源，所以被当作国宝。而如果送给平民，那就绰绰有余了，但不会提供外援。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常熟的情况最好地证明了这句话。因此，戴毅先生写道：

这一切催生了一种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化，并推动了这种文化的不断发展。毫无疑问，文化是常熟一张闪亮的名片，常熟是一座镶嵌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的城市。一颗璀璨的明珠。

以千地巷、良渚为代表的嵩泽文物古迹以罗墩为代表的文物古迹，是五千年前常熟影响的产物。中国早期文明黎明的证据。商末仲雍的南渡和春秋时期颜颜的北渡更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这表明常熟很早就积极参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中华文化的塑造。优胜者。从此，崇尚文化、崇尚教育，成为历史上常熟人共同的价值取向。彝族人孙元祥在孙元祥的《客问我乡》中这样向外地人介绍自己的家乡：

在柔软的红尘中，有小蓬莱，对岸画阁开。

七溪水香流遍乡村，半山青山入城。

酒太多，一家人按节喝。酿酒，不分钱到处种花。

别笑农民有文化，梁朝就有读书台。

这首诗充满了豪情，但普通人读过它的人都能感受到。在这个优雅的小镇，连农民都“更有文化了”。这样的整体文化素质必然会提高精英的数量和质量。李杰在序中说：“自泰伯以来，子酉，礼仪盛行，文学和谐，人才输出，是江南名区，不只是一县六市之首。” “有多少位魏科进士，有多少位第一宰相，几乎常熟人人都会议论。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常熟作家的数量之多、著作之丰富。不出意外，就看看《江苏文艺纪事》吧。江苏主要城市中，苏州分卷最多，分四卷，常熟分卷之一。难怪明代人桑岳说：“吾城中庸国花所在一带，子游所产。常熟素来是文学之乡。”如果桑岳是常熟人，那必然是这样的。他在炫耀。山东人赵志新说：“常熟是东南有名的地区。文学之盛，全国之最，文学之才，全国之最。应该说，它代表了民意。

文化流派的出现是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明末清初，常熟流派中涌现出许多文化艺术，表明常熟文化已进入鼎盛时期。以严成为代表的玉山琴派、以钱谦益为代表的玉山诗派、以玉山医派为代表的玉山诗派。以苗锡庸派为代表的玉山画派，以王翚为代表的玉山画派，以林皋为代表的玉山印派，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连原本难以形成学派的藏书，也算是有了玉山学派。这些文化艺术流派的重要人物，每个人都有在各自领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作品。

有人写一本书是不够的，因为因为书创造难而毁坏易，遗失的书籍远多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籍。庆幸的是，常熟恰好是藏书之乡，是世界公认的私人藏书中心之一。而且，常熟的藏书家往往把重点放在省级文献的收藏上。这方面，以陈氏吉瑞楼、瞿氏铁琴通鉴楼、徐氏鸿银楼、丁氏湘素楼为代表。提夫。因此，常熟流传下来的地方文献之多，为世所罕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11年，常熟地方文献已有2000余种。

先生上面引用了常熟当地著名的图书馆。在我的实际访问中，现有的当地图书馆比这些例子要多很多倍。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印证本土文风的繁荣。编委会得以将常熟相关文献整理成册，让更多人知道常熟是文献之乡。我很荣幸能够为这本大书做出贡献。

《登诗船德清》，选朱伟笔记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第一版，澳大利亚第二次印刷2020年8月

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古代和德清的，朱伟先生对相关诗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解读，也做了相应的阐述，所以不能仅由“精选笔记”一词覆盖。然而，当他把这本书送给我时，他在微信中说：“选定的注​​释不会留下任何文字。”由此可见朱先生的谦虚和谨慎。

几年前，我计划去湖州地区旅游。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湖州文史专家刘正武先生。刘老师开车送我去莫干山参观。在那里我认识了中华民国莫干山图书馆馆长朱伟先生。在朱老师的带领下，我在武康山找到了自己想去的痕迹。一路上，我听朱伟讲述他对诗歌的热爱。同时我还了解到，他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各自收集当地的相关文献，d 图片。只要找到对方需要的东西，他们就会自愿互相支持。这样的一个集体，让人感觉很温暖。

当我读到朱伟为这本书写的序言时，我得知他的童年生活在莫干山。小学毕业后，他搬到县城武康读书。有一天，他偶然看到张伟和书法家张公华的诗书画展，于是专程去看望张伟先生。张先生问他“魏”字是什么意思，朱伟就背诵了《诗经》的诗句：“红筒有魏，少女美。”张先生觉得儿子有教养，就收他为关门弟子。从此，他跟随张巍先生学习平仄韵。虽然初心不改，但他一直在创作诗歌。当年的作品还荣获第三届徐志摩诗歌奖一等奖d 杭州高级中学樱花文学社。

后来，朱伟到杭州读大学，仍然坚持写诗。毕业那年，他自愿到杭州苏东坡纪念馆当义务解说员。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给叶家英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收到了叶先生的秘书科彦涛先生的回信。叶先生在信中鼓励他。随后，他还得到了叶先生亲笔签名的一份。当我见到朱伟时，他向我讲述了他与叶先生交往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比他在序言中写的有趣得多。叶先生表示，中国历来有诗歌教育的传统。正是这个理念让朱伟完成了这本书。

本书讲的是苏轼游览德清半月泉的事。我以前并没有注意到东坡和德清之间的关系，所以那一次我没有向朱伟提起。参观这个废墟。这本书还存有苏轼等游半月泉的题记和拓片。不过，朱伟在文中也提到，这是嘉庆九年徐秉元等人根据苏轼等人的笔迹刻成的。有人对这个标题提出质疑。不过，朱伟并未在文中讨论他支持哪一种观点。他更关心的是厘清东坡与碑文作者毛庞、魏林等人的关系。

通过这些解释，可以看出他对武康文学的熟悉。他还谈到了白石道人姜夔绰号的由来。原来，武康济朝山圣元寺曾经有一座白石道观，同时湖州卞山也有一座白石洞天。他的绰号就是从这里来的。读到这个轶事，我又想再去武康看看。

《徐兆威七杂文》（民国）徐兆威着，苏星编

凤凰出版社第一版于2014年3月首次印刷< /p>

本书是王冕老师赠送给《中国近现代史料珍稀丛书》第一辑之一。本书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潘建国教授撰写的《新旧理论部分探寻》一文为序。据我以往的了解，徐兆伟是民国时期常熟著名的藏书家。我曾经去常熟参观过他的鸿银楼。潘先生也是常熟人。我以为他会从一个乡村圣人的角度来写这篇文章。看完讨论，我发现徐兆伟对小说的热爱超乎想象而潘先生的研究领域恰好就是小说史。难怪他写了这么长的文章。

先生潘建国的序言从明清以来常熟的藏书文化开始。他谈到了鸡古阁、江云楼、麦王亭、铁琴通鉴楼等，也谈到了常熟的刻印和藏书，还十分关注为一般人所鄙视的稗官野史。收藏家。然而，就传统观念而言，单从“小说”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传统士大夫对这类作品的鄙视，但世界也会随着时代而改变：“清朝，国家开放”。西风吹来，梁仁恭主张“小说界的革命”，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小说很快成为“文学第一”。潘建国在序言中提到，他本来是个J光绪十六年因氏。被选为贤士，授翰林院编修职衔。他出身正义。不过，他并没有像传统藏书家那样排斥小说，而是对新旧小说都青睐有加。徐朝伟对此情有独钟，说：“我喜欢看这个朝代的故事书，我可以从里面讲故事。”为此，他还编写了一本小说资料集，名为《黄车掌录》。

光绪三十三年，徐兆威从上海乘船来到日本，到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法政大学毗邻日本著名的神保町古书街，这里是人们热爱书籍的地方。这是一个圣地。任何一个去日本的中国藏书爱好者一定会到这条街逛逛，购买大量的传统书籍。徐兆伟也不例外。然而奇怪的是，他大量购买的东西这里都是日本小说，比如《绝岛战舰》、《南洋王》、《电气舰队》等等，单从名字上，他就觉得这些不是传统的日本小说，而是一些西式小说。平装。

徐兆伟买这些小说并不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书库。潘先生在日记中摘录了大量自己读小说的记录，如《光绪三十二年4月25日闰》：“读《指环》一卷，《昙花》一卷，读一本《昙花》。林纾译《玉雪遗》卷。这一个月里，他每天都在看小说，可惜《指环王》还没有写完，不然他早就把它记进日记里了。

他曾给家乡好友孙雄写信：“最近，癣很严重，我已经两个多月没能出门了。生活就是要出版新的小说和杂志。桌子上堆满了东西。这只是一个提醒病了两个月，居然天天看小说打发时间，爱小说到这种程度。以我有限的知识，还没有听说过第二个人。藏书家有这样的人。热爱书籍。马莲的简陋大厅里也藏着许多小说，但这个大厅里的小说很少见，不像徐兆伟收藏了大量的当代出版物。

徐兆伟不仅潘建国说，清末民国时期，上海小说出租业十分兴盛。朱文炳在《海上竹枝词》中说：“小说的价格新小说价格很高，几页才几毛钱。幸运的是，微术新社发表了。读完后按价付费。”1955年至1956年，上海对私人书摊进行了整顿和整修。经调查登记，全市共有图书租赁企业2357家。该市有 2,253 人在租赁漫画书。小说《104栋出租屋》。徐兆威晚年定居上海，经常租小说看。潘先生算了一下，徐兆伟租了一百多本小说。为此，徐兆威还写了一首诗，名叫《租书》：

租书月费才一千块钱，余初里写的小说。

暗夜中，天妖现身，灵山道士夫妇疑成仙。

文言文一退就更受欢迎，读一上午还不如睡觉呢。

游戏用心宣示圣约，我是蠹鱼一生的智者。

他在诗的小注中写道：“房租三个月一元，一元三千，每月也就一千块。”我没有转换这个金额。无论多与少，但作为翰林，总是令人惊讶他非常喜欢读新小说。对于这一点，潘先生在序言中明确表示：“徐兆伟收购小说的重点是新小说，而不是旧小说。”这是否意味着徐兆伟的思想与时俱进呢？徐氏《游戏报馆杂歌》云：

说出动沙人，随意收“黄柴张鲁”，是可笑的。

不讲新学，讲红学，谁像考试太多的胆小鬼？

他还说看小说上瘾是多么荒唐的事情。那个时候，人们要么喜欢讲新学，要么喜欢讲《红楼梦》。读完这首诗，他的小注读起来很有趣：“京城人爱讲《石头记》，这叫红学。新政流行，讲红学的学者都转了。”经济；当康梁王朝失败了，讲经济的就转向红色研究。 1898年的报纸报道了此事，我认为这是一个笑话。着有《黄车掌录》十卷，在红学上多有成就。遗憾的是，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如此深刻的人来证明这一点。”

然后当时京城的人们就喜欢谈论《红楼梦》。 ”，而当时人们就已经称之为“红色学”了。新政之后，讲红色学的人就转而讲经济了。他讲的经济就相当于后人所说的政治。康后梁失败了，那群聊经济的人又转回聊红雪了，显然徐兆伟的讨论带着讽刺的语气，他接着说，他写的《黄车长录》对于Redxology来说还是蛮有创新的。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个转换。

根据何日记引楼《黄车掌录》始编于光绪二十五年。到了光绪三十四年，徐兆威将手稿抄写清晰，交给曹元忠审阅。后来，他继续对稿子进行补充。民国二十六年，他还打算重写《黄柴长录》。不幸的是，三年后徐兆伟在上海病逝。 《车丈路》最终没有出版。他花了这么长时间写这篇稿子，最终却没能发表。潘建国认为，究其原因，一是徐兆伟追求完美，不断补足，二来也有客观因素。针对这两个原因，潘先生在前言中做了详细的分析。

比如，在写书的过程中，徐兆伟不断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当时，小说的翻译数量不断增加。徐兆伟原作曲每部小说都有一个火车，但由于太多，他无法写下来，所以他不得不更改它们。当时很多人开始研究翻译小说，这让徐兆伟更加努力地为稿子添加新的内容，导致稿件的完成变得困难重重。但即便如此，《黄车长录》中所记载的一些小说也没有被收录在他的书中。

如何解读传统藏书家对新小说的喜爱？潘建国认为，对于徐兆伟来说，小说是一种安逸的生活。潘建国说：“他对新旧小说的热爱，对小说的如饥似渴的阅读，以及对稗草历史研究的坚持不懈，都是罕见的。”徐在日记中声称：“日本小说和书籍报道了漫长的一天的娱乐，漫长的一天的食物，无所事事。”他是用这个来缓解政局动荡时的郁闷吗？但潘建国认为：“徐兆伟的人生注定会改变，因为因小说而精彩。”

潘先生曾去过的常熟图书中，藏有徐兆伟的《黄车掌录》草稿。图书馆仔细阅读，现在图书馆的苏兴老师已经整理了这本书的手稿，同时他还收集了徐氏的一些其他手稿，一起印刷了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对士林有很大的好处。

《《慧海红泥录》韦礼录

中华书局，2020年12月第一版初印

到期受疫情影响，这本小书出版得很晚，但这也给了李碧玉妇女史杂志更多的时间来出版，所以书中的文字错误会少一些。

其实这个嘘的内容k 很简单。它是基于我近年来参加的一些与书籍相关的会议。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参加过无数的会议。大多数人就像过眼云烟。会议结束后，很快就会忘记。不过我觉得书籍相关的会议毕竟不一样。一是出于个人喜好，二是因为这些会议大多都有话要说。有些想法就像闪电一样。如果不记录下来，也许可以讨论一些好的。这个想法被遗忘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当我参加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会议时，我会带上相机，以便可以拍摄现场的一些场景。使用图片，其次，看到图片后你可以回忆起更多细节。同时，我也会不断地记下现场每个演讲者的要点，回来后，我会我会尽快将这些记录还原成一篇短文。

当我写完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很有趣。这些小文章我后来都会读，尽管我才刚刚过去。 这几年，我让自己有种八卦玄宗的感觉。我觉得这些记载应该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所以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于国林先生。他认为针对这个主题编写一本书籍是很有意义的。受此启发，我将其编入本书。当时我把这本书命名为《蜀山荟海》，因为这个词近几十年来被批评了无数次。但于先生觉得这个名字不太好听，就给我起名为“慧海红泥路”，我就效仿了，所以我要对他为命名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